塔斯社网站2月4日刊登题为《奥列格·科诺年科：我飞上太空是为了做我喜欢的事而不是创造纪录》的访谈文章，作者是叶卡捷琳娜·阿达莫娃。文章摘编如下：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宇航员大队队长、塔斯社驻国际空间站特派记者奥列格·科诺年科已成为新的太空飞行时长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位宇航员目前正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为期一年的驻站任务，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五次太空飞行。科诺年科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介绍了他对这项新纪录的态度、如何成为资深宇航员的秘密、国际空间站的主要缺点以及对俄本国空间站前景的看法。

“只是为了做我喜欢的事”

记者问：您是否曾经梦想过打破根纳季·帕达尔卡保持的太空飞行时长世界纪录？抑或您对这一纪录看得很淡？

科诺年科答：我飞上太空是为了做我喜欢的事而不是创造纪录。宇航员是我从小就梦想、关心和竭力投身的职业。正是这种兴趣和进入太空并在轨道上工作生活的可能性，激励着我继续进行太空飞行。我为自己取得的所有成就感到自豪，但最令我骄傲的是，人类个体在太空累计驻留时长的世界纪录仍由俄罗斯宇航员保持。

问：您在轨道上度过了这么长时间，有800多天。您的身体或其他方面能否感觉出这一点？

答：当我待在地球上时，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感觉不到任何变化。我对地球和人们的态度仍与过去一样。当然，太空飞行对健康没有帮助，但我始终保持着积极的生活方式，不论在地球上还是太空中都会经常锻炼身体。当然，返回地球后最初几天会感觉不舒服。失重很诡异：在失重状态下你完全能控制身体，但如果你在太空飞行期间没有做训练、未能让身体为地球上的情况做好准备，那么你的身体在返回地球后会更难适应重力，需要更多时间来恢复身体活力。医务人员在健康问题上会为宇航员提供巨大支持，他们会在我们准备和执行太空飞行的所有阶段以及返回之后与我们合作。

在太空工作期间，我在心理上没有任何被亏待和受孤立的感觉。只是回家时我才意识到，在我离开的这几百天里，孩子们的成长一直缺少爸爸的陪伴。而这段时间是谁也无法还给我的，这一点让人非常难受。

太空实验复杂而特殊

问：您已经是第五次进入太空了。从您第一次飞上太空以来，飞行前的培训过程和空间站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东西一直没有改变？

答：一个主要问题是，每次飞行前的培训工作并没有变得越来越简单。国际空间站上增加了新模块，飞船也在不断改进：结构和布局中有了新元素，系统、设备和软件也得到了完善。对所有这一切当然需要进行更多研究。训练计划中增加了新科目和新考试。在我每次太空飞行时，国际空间站的布局都不一样。现在，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部分增加了两个新模块——多功能实验舱和节点舱，它们在我上次进入太空时是没有的。

此外，科学实验的难度也一次比一次更大，任务计划中出现了相当有趣且科技含量很高的新实验，更先进的科研设备正在陆续研制出来并被送上太空。不过，国际空间站长期考察组所有成员之间的友好气氛、相互支持和彼此谅解一直没有变。

问：已取得的各种进步如何让当代宇航员的生活变得比当年您开始职业生涯时更为轻松？

答：过去当然也能打IP电话，但宇航员的家人必须在特定日子的特定时段赶到飞行控制中心(才能与宇航员通话)。现在有了卫星通信，只要有时间，我们每天都可以与家人进行视频通话。我们的家人也可以使用任何设备——电脑、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与我们联系并发送文字消息、照片和视频，所有这些我们现在都能收到。

此外，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部分也升级了通信系统。过去我们必须使用硬盘才能将大量信息带回地球，现在则可以使用先进的通信设备实时传回大量数据。国际空间站上的电脑网络和软件也不断更新。我是在第二次太空飞行时首次用上平板电脑的。现在，我们经常使用这种设备，它们大幅简化了宇航员的工作。我们现在还能查阅电子版的空间站文件和无线电报。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各种系统的操作方法，我们可以从技术专家那里获得教学动画和视频。国际空间站上的网速也提高了，现在我们无需飞控中心的协助就能在空间站内独立搜索和观看电影。“联盟”载人飞船及其自带的导航系统也获得了重大更新：现在，我们只需绕地球飞行两圈就能抵达国际空间站，耗时仅约3小时。

问：这一切是否意味着当代宇航员的工作要比他们前辈的更加轻松和愉快？还是正好相反，这份职业变得更加复杂了？

答：这份职业变得越来越难做了。各种系统和实验越来越复杂。我要重复的是，宇航员的培训没有变得更加容易。

问：您此次驻站期间会进行一些实验，其中的“鹌鹑”实验已于去年12月圆满完成。您特别想谈谈哪些实验？哪些在科学方面最有趣、最复杂？

答：现在，我们正在欧洲人的“哥伦布”号实验舱内用先进的新型设备继续开展我首次驻站时曾进行的“等离子体晶体”实验。这项研究旨在搞清带电粒子是如何形成有序结构的。

另一项有趣的实验叫做“地球相机”，内容是在国际空间站上拍摄地球表面各区域的高分辨率照片。该实验是应世界各地大学生、中小学生和教育机构要求进行的。

我在第三次太空飞行期间也曾参加过一项名为“轮廓-2”的俄德联合机器人遥控实验。当时，我在国际空间站内用操纵杆遥控了地球上的一个机器人。当机器人遇到障碍物时，我能感到操纵杆上的阻力有所加大。

还有一项复杂而特殊的实验是在太空培养活体组织，这项实验对医学发展十分重要。我于2018年12月在第四次太空飞行中开展了该项目首轮实验，其间获得了小鼠甲状腺和人类软骨组织的三维组织结构图。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这项研究具有不容置疑的科学意义，因为这是首次在太空中进行同类实验。本次飞行期间，我将开展一项新实验并用到更先进的4D生物打印技术，我们希望在实验中造出管状器官的替代品。实验将在3月进行。

从小期待成为宇航员

问：我曾读到一种说法：很少有宇航员在经历几次太空飞行之后还能保持个人目标和继续飞行的愿望。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是如何保持您所说的太空飞行前的“饥饿”状态的？

答：只能谈我自己的情况。航天工作需要各个科技领域的知识积累。宇航员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并保持良好心智和体能状态的职业。对我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喜欢处于紧张状态，喜欢积极行动，喜欢登上知识巅峰、了解最新成果并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当然，对失重状态的体验会给人提供额外的动力，让人充满再次飞上太空的愿望。

我个人对在轨道上从事科学实验一直很感兴趣，因为这给人一种特殊感觉：能感到自己正在参与科学家为解决人类重要问题而在地球上开展的研究。

问：您在职业生涯中是否可能进行第六次太空飞行？您会为此而努力吗？

答：未来会说明一切。我不喜欢猜测，更喜欢谈论现有的结果。我将竭尽全力，继续专业而快乐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问：您是在萨马拉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当时您担任中央专业设计局工程师并在那里从事飞船供电系统设计。是什么转折性的事件让您最终决心从飞船设计工程师改行成为宇航员？

答：没有任何转折性事件。早在上大学之前，我就决心成为一名宇航员。我从小就怀有这样的梦想。

当年的宇航员大队要么从军队飞行员中选人，要么从工程技术干部中选人。我读的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我目标明确地去了萨马拉，在中央专业设计局找到了飞船供电系统设计工程师的工作，这么选择的目的是获得专业经验并开启通往个人终极目标和梦想的职业道路。当意识到自己已适应并胜任了这一岗位时，我决定继续前进。

地球美得令人难以置信

问：众所周知，宇航员们正在积极参加俄罗斯空间站和暂时被命名为“PTK”的新飞船的研制工作。您能分享一下您对它们未来应有前景的个人看法吗？

答：未来的俄罗斯空间站不仅应包含先进的结构和技术，还应易于使用并适宜宇航员生活和工作。因此我希望，我们能根据宇航员的特定任务来设计和建造空间站的专用模块，如供宇航员睡觉、用餐和休闲的生活模块。此外，还必须有专门用于健身的模块、用于进行科学实验的模块以及用于进行拍照的观景模块。我们应当学会在太空中舒适地生活和工作，建造真正的太空家园而不是仅供临时逗留的设施。

我对新型载人飞船也有同样要求。我们成立了由“能源”火箭航天公司和宇航员培训中心专家组成的工作组，由其负责解决新一代飞船载人指挥舱的人体工程学和布局问题。我希望所有这些意见和建议都能在新飞船的设计过程中得到考虑。与此同时，新飞船仍应像“联盟”飞船一样，成为往返俄罗斯空间站的可靠运输工具。

问：您在国际空间站上度过了很长时间，对它了如指掌。国际空间站的哪些主要缺点和问题值得我们在制造本国空间站时加以考虑？

答：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国际空间站俄罗斯部分的“星辰”号服务舱的功能太多了。我们在这个舱内做所有的事情——健身、用餐、如厕、完成某些技术工作、进行拍照和研究。那里还设有用于睡眠和休息的隔间。为了让宇航员感到舒适，必须针对特定需求和任务研制专门的舱段。未来的俄罗斯空间站应像国际空间站那样拥有较强的自给自足能力而较少地依赖地球。也就是说，它应当能够独立地为自己提供保障。为此，需要改进和完善现有的水再生系统和氧气供应保障系统，为处理垃圾和在空间站内制造急需零部件而研制新设备。

问：从您在国际空间站的指令长休息室里可以俯瞰地球。您对这种壮观景象是否已经习以为常了？

答：毫无疑问，对此习以为常是不可能的。设计师为指令长休息室增加舷窗的想法真是太棒了。顺便说一句，美国人的休息室是没有舷窗的。地球是我每次睡觉前都要欣赏的景色，也是我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它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总是说，相机永远也拍不出人眼看到的地球的样子。因此，我在太空中的每一天都要努力地欣赏地球这一美景。

问：宇航员职业迫使您与家人长期分离。您的家人——妻子娜塔莉亚、儿子安德烈和女儿阿莉萨——对此怎么看？

答：我的家人当然始终会在一切事情上支持我。他们知道我热爱自己的职业，而对我来说，在事业中实现自我非常重要。阿莉萨和安德烈现在是大学三年级学生。安德烈选择的是技术专业，阿莉萨则对人文科学感兴趣。在我和妻子看来，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最终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并且获得幸福。

问：您的妻子和孩子是否总会在您执行太空飞行任务时为您送行并在您返回时迎接您？

答：他们总会这么做，除了我2008年首次进行太空飞行时。那一次我没有带家人前往拜科努尔发射场，他们待在了国内的飞行控制中心。当时孩子们只有四岁。现在，到现场送别和迎接执行太空飞行任务的爸爸已成为我们家的传统了。（编译/刘洋）

（来源：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