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代先生建议我写一下卢作孚，我写少年中国学会的执行主任王光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看文献，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卢作孚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民国初期的少年中国学会聚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虽然后来这些人分道扬镳，走了不同的道路，但确实各自成就了自己的人生，创造了一番伟业，也为中国社会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卢作孚 （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

天下四川人，不了解四川人的四川人太多了，这怪谁呢？小时候我也不知道卢作孚，后来读了些书才知道了卢是中国船王，但一直也不了解他。只是这些年我开始关注民国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后，卢作孚这个名字时不时跳入我的眼睛，很多历史过往总是和他相关。但我不太认可他 “船王” 这个高帽子，我以为不仅大江大海、惊涛骇浪中可以行船，连阴沟里面也不能翻船，这样的人才可以称船王。

查了一下百科，是这样介绍他的：卢作孚，原名卢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北碚之父”。

1893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幼年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材，自己编著多本教材；1910年，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投身辛亥革命。1914年，担任合川中学教师，之后先后任报纸编辑、主编、记者。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1938年秋，卢作孚领导民生公司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用40天时间抢运150万余人、物资100万余吨，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国民政府嘉奖。1952年，“五反”运动中受诬陷，在重庆服安眠药自尽。

天下最难划的船就是民生号，所以做生意的人名头不要起得太大，专心划船就是，个人把个人的船划好也是功德无量（图据网络）

卢作孚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在几方面都各有成就。他青年时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自学成材后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并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抗日期间坐镇宜昌，组织领导宜昌大撤退，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被历史学家评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毛泽东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蒋介石称他“作孚兄”、“民族英雄”；冯玉祥夸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

以上的文字我一个都没有改动，我也不想改动。在这些介绍中我最惊叹的是宜昌大撤退的壮举，最唏嘘的是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诬陷，想不开，吃过量安眠药自杀。顺便给百科的编辑提个醒，服安眠药是不会自尽的，过量才会，不然以后睡不着的人一吃安眠药就自尽，那天下就乱套了。

先看看百科上介绍的宜昌大撤退吧：1938年秋宜昌沦陷前夕，卢作孚指挥民生公司用自己的船只，经过40天的奋战，抢运了聚集在宜昌的人员150万余人、物资100万余吨，为保存当时中国的政治实体、经济命脉以及教育文化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他的民生公司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

挂的是中山像，穿的是中山服，民生这条大船运输救国不含糊 （图据网络）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抢运军工以及其他工厂设备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宜昌、安庆、扬州航空站、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等等，这些工厂在重庆恢复生产，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基础，它们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由民生船舶运往前线，大大地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有力地阻滞了日军的西进，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当年宜昌大撤退抢运情景，是不是很悲壮？（图据网络）

150万人，100万多吨，这两个数字可能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但你可以想象川江上、三峡间，那40个日日夜夜的血与火，民生公司的船只在日机轰炸中往来穿梭，为国家民族存亡的大抢运是一个何等慷慨悲歌的宏大叙事，而这个叙事是用血肉生命完成的。天下不能没有四川人，没有四川人，中国的近代史怎么写？复旦大学听到没有？山东大学听到没有？武汉大学听到没有？你们这些大学是不是应该偶尔来重庆朝天门拜一下码头，感谢一下当年的民生公司，感谢一下当年的卢先生。

当年毛泽东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请了少年中国学会的老朋友们吃伙食，左一戴眼镜的那个是傅斯年，当时傅胖子远在李庄都赶过去了，

说到底还是一个书生，作孚兄和李宗吾先生同为民国的四川人，不知道作孚兄看过厚黑学没有？有没有从厚黑学中得到一些启发和文采？

据说作孚兄的实业已经很大以后，他都不喜欢人家叫他卢老板，最爱听到别人称他卢先生，我以为这个还是和作孚兄年轻时的经历有关，他本身就是一介穷书生，1910年，他接触革命学说，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离开成都去上海。1914年，在上海结识黄炎培，彼此建立深厚友谊，炎培先生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去当编辑，他婉辞未就，离沪回川，后回乡在合川中学任教，参与编写《合川县志》；后又去成都，随后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写过不少抨击时弊的文章。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王光祈、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任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中国少年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务主任，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1924年，应军阀杨森之邀，到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担任馆长，在少城公园内建起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等。

当年的北碚城（图据网络）

当年作孚兄办的北碚兼善中学（图据网络）

1938年3月，孙明经拍摄的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主楼 “惠宇” 楼，中国西部科学院为中国人们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过巨大贡献。受日本帝国主义觊觎我国野心刺激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在 “五四” 民主与科学精神影响下，在成功创办民生轮船公司、经营北碚峡区等事业初成之际，倾家资、投入巨大精力和心血，首创民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并将创办、管理民生公司的成功经验运用到创办和管理这座规模宏大的科研机构中，使该院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在理化、地质、农林、生物等领域和科普方面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辉煌成果，为抗日战争、为抗战期间的大后方经济开发和日后的西南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孙健三 《1938：从重庆到自贡》）

看看这些过往，我们不难看出作孚兄其实就是一个现代人俗称的文青，当然那个年代的文青几乎都有革命的理想。所以当他的民生公司家大业大以后，他还是想当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的先生，清心寡欲的先生，我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作孚兄不算合格，至少体型不合格，那么瘦骨嶙峋，一看就是营养不良、忧虑太多，国家的事想多了，个人的事想少了。现在就连我这样的穷书生也是长得肥头大耳，一天到晚只晓得憨吃哈（傻）胀，什么国际国内大事不得考虑，少给我聊这些，我有那空闲还不如去直播间看美女，有点精神还不如写点破文字骗打赏换酒喝。说一千，道一万，我就一草民，个人的斤两自己晓得，我家中的电子秤不是摆设，经常都用起的。

这个照片不晓得是哪一年拍的，已经喊出了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中国人世世代代都有这个情结（图据网络）

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最大的发现就是作孚兄民生公司的名字没有取好，至少取得太大了（名字取得太大的公司基本没有好下场，后来的公司也是这样）！民生是啥子？民生是天下最大、又最不好搞的事情，连民国一把手蒋总裁都搞起焦眉烂眼的，脑壳痛！他不是经常骂骂咧咧的娘希皮吗？所以划轮船的作孚兄说到底就只是一个老板，或者说文雅点就是一个企业家、实业家嘛，何必弄那么大的帽子戴起，最不该的是想以天下兴旺为己任。四川人爱说，你算哪把夜壶？意思不是骂你，而是说你要想得开。

作孚兄最大的问题是想不开，太书生意气，所以在当年的 “三反” 运动中（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他那个小跟班名叫关怀的年轻人含沙射影地提了一些意见，他就已经很受不了啦，他还抱着实业救国的幻想，他想的公私合营就是国家给他投资，他还是原来的运营管理模式，他想要的公私合营还真不是当时推行的公私合营。他还以为公私合营后，在民生公司里，他还是老大，还是那个老文青——卢先生，思想上还没有转化为卢同志，说明他根本没有赶上与时俱进这班车。可能他最大的忧虑是害怕被自己创立的民生公司扫地出门，其实我以为不会，就是现在很多私营企业成立了党支部，老板还不是你，只是卢先生可能变成卢总或者卢同志，这些名头不就是一个代号，你老兄又何苦太在意呢？

当年乡亲们给作孚兄修的大房子让他住，他不住，取名清凉亭让大家耍。而今清凉亭还在，心是不是也差不多凉了？（图据网络）

想不开就是太在意，在意手下被抓，在意气节，在意被架空，在意被诬陷，说明卢还不是一个合格的运动员，“三反” 基本算第一个运动吧？受不了的人还真多，最后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自尽不就是自己杀死了自己吗？快六十岁了的作孚兄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都没有想不开，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手下提几句意见就丢翻了他? 这个名叫关怀而最不关怀的年轻人怎么就演变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按理新中国成立，卢是积极响应的，不然他不会让民生公司的兄弟们把飘在外面的那么多船划回来；按逻辑，既然周总理都安排你老卢来交通部任职，说明你和周是可以直接沟通的，假如当重庆有人为难你老卢，你完全可以给周报告啊，为什么舍不得打电话？并且不是才和西南局书记邓大爷一起吃过饭吗？遇到这些困难，乃至刁难，为什么不可以坐黄包车去告状呢？历史太诡异，不按逻辑出牌，作孚啊，你不是有那么多文采吗？这个时候怎么不作文了呢？

这些文都作得太大了，世界从来不可能这样美好（图据网络）

天下最难作的文，就是把自己写死了，船王的船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连一叶扁舟都算不上，这个时候你们还称呼他为船王，连我都会笑掉假牙。什么是王?不动声色，不怒而威，永远都是莫得啥子表情，这些狠角色才是王! 作孚兄说到底还是一个书生，一个可以在川江上行船的书生，他离王差得帽子坡那么远，况且他帽子都没有戴。他只能算一个有文化的船工，所以才会被关怀一下就受不了，按他的人生经验，他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紧接而来的风浪的，恰恰不怕水的人会死在水里，一个会划船的书生结果死在口水里，世间上发大水，发最大的水，其实是口水，淹死了多少浪里白条的好男儿！各朝各代都是如此，你们自己去翻翻历史书，你们自己去摸着良心、搬起指头数一数，这都是中国人的命！

卢作孚纪念馆

看到这个展览照片，我差点笑掉了假牙。林森、刘湘等国民党大佬当年不是锦衣车马、海吃海喝吗？不是一天到晚都在搜刮民脂民膏吗？

只有命，没有运，就不要给我讲啥子命运！老子听这些词都已经听腻了，能不能换个让人热泪盈眶的？死，就是永远睡着，不再醒来！民国过来的人，这样的书生被一个个的小人气得不再醒来不计其数，为什么？我以为天下书生都有病，都有铁肩担道义的病，还都有为天下社稷而睡不着的病，其实想多了，想早了。世间能包治百病的药除了耗子药就是安眠药了，疗效都一样，就是永不醒来，彻底睡着！只有那些装睡的人，反反复复，左右摇摆，迎合奉承，才会不断地打着哈欠醒来。

1945年2月，卢作孚（右三）参观美国大古力水电站。一个划船的人去看水坝，我以为是自断水路 （图据网络）

据说那个关怀先生还没有作古，我好想和他谈谈心，当年是否有人授意他这样做？目的何在？谈谈卢先生这个人如何？谈谈历史节点上的个人命运是不是身不由己？谈谈当年的 “三反”，得出一些结论也好为后人举一反三。

文章在上面本就该结束了，我突然有点想不开，我突然想去看看李劼人纪念馆（故居），看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作孚兄蛮有交集的大文学家、当了成都十二年副市长（1950年直到1962年李过世）的李劼人对当年（1952年）想不开的作孚兄有没有只言片语？果真没有发现。

二人有合作，应该说的是李办嘉乐纸厂，邀卢入股，后卢又请李去重庆担任民生机器厂厂长。也有争论？是争论啥子呢？是争论成都比重

我本身就早早计划要写一写李副市长的，写一写他对成都的贡献以及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后续会写，请关注）。先我自己来一个举一反三，文人的脸皮厚不厚？对比一下李庄白肉，（文人的脸皮比李庄白肉还厚）我还不敢算文人，可脸皮已经又黑又厚。（古古）

注：作家古古，曾任现代出版社执行总编辑。